几千年来，农民种地留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农民就是天生的育种专家，他们往往把那些个头大，整齐、没有杂质的种子提前晒干，找安全的地方储存下来，其余的才作为食物。农民种地留种就成了习惯，成了常识。长此以往，栽培品种不断优化。现代育种专家做科学试验，培育优良品种，其前期材料大都是农民祖祖辈辈而留下来的。后来，杂交作物出现了(北方的玉米，南方的水稻)，农民不能留种了，这样的品种多了，农民就依赖种子公司。现在，转基因作物又出现了，农民非但不能留种，恐怕种地也要提心吊胆了，搞不好还要吃官司——转基因巨头有着各种理由禁止农民留种，即使被转基因作物污染了，本来是受害者，却说你偷了他们的种子。跟资本家是没有理好讲的。

非常奇怪的是，一些传统的种子既不是杂交的，也不是转基因的，但农民依然要去买种子。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国内外种子公司的公关力量起了作用。他们向农民宣传商业种子的种种好处，国家还向种子公司提供一定的补助，使得种子价格相对低廉，他们把种子站布局到村头。这样，农民得到了那么多的承诺，又嫌留种麻烦，就从种子公司买种子，传统的留种子做法就没有人再提了。即使农民买了假种子上了当，也只好打破牙齿往肚子里咽——种地的个体农民是无法与强大的种子公司抗衡的。

粮食生产的关键就是种子，种子意味着希望，意味着收获。即便在最困难的时期，农民也不会拿用来保命的种子下锅。“饿死爹娘，不吃种子粮”，没有种子就没有来年的收成，忍饥挨饿也不能吃种子。笔者小时候嘴馋，将父亲藏起来的花生种偷吃了一把，挨了一顿打。在农民眼里，那些种子是不能动的，偷吃种子的罪过是比摔坏锅碗瓢盆要大的，农家孩子只要犯了这些错，就得挨打，其目的是要孩子们长记性。电影《金光大道》中高大全用留种的玉米(那个时候的玉米还能够留种)去救济揭不开锅的乡亲，他弟弟就是坚决反对。

在中国，农民留种或买常规种子，是不知道什么知识产权的。今年的种子，如果收成好，他会留下一部分当来年的种子，省下种子钱。转基因种子垄断企业，为了推广其产品，往往在最初几年免费或以优惠的价格向农民提供种子，似乎是农民捡到了便宜，殊不知，转基因垄断巨头凭借强大的资本实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他国种子市场。

以后，农民再留种就困难了，也由不得你留种。具有知识产权，就是受法律保护，任何农民如果自留转基因粮食种子，就属于违法。他们会将“违法”农民列入“黑名单”，那些农民将得不到贷款，得不到农机具补贴，农产品也不能正常出售。更严重的是，他们会将农民直接告上法庭，最终制服农民。原来种地无忧的农民，变成提心吊胆地种地，任转基因公司盘剥，屈辱地活着。种地看别人眼色，滋味肯定是不好受的。

转基因种子垄断企业为了防止农民留种，发明了“自杀种子”，即通过转基因手段，对种子实行改造。第一年获得收成后，其种子不可能再发芽，或者即使发芽也长不出好庄稼。这样，一方面免去了监视农民“偷窃”的成本，另一方面避免了控告农民的麻烦和负面形象，还可保证农民必须每年购买种子。将种地留种的权利拱手交给别人，尤其是交给那些认钱不认人的生物技术企业，对粮食主权的损害是异常大的。

有人说，正是为了摆脱西方生物技术公司控制，中国才投入巨资搞转基因研究，用我们自己的转基因发明来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果然如此吗？据报道，我国正在申请商业化种植及在研的8个转基因水稻品系中，没有任何一种拥有独立的自主知识产权。相反，上述转基因品系至少涉及了28项国外专利，专利分别属于美国孟山都、德国拜耳和美国杜邦三家跨国生物技术公司。这就是说，如果我们大规模推广转基因主粮，中国人并不拥有粮食生产主权。除专利外，转基因专用除草剂、化肥也几乎控制在人家手里。

退一步讲，即使中国科学家获得了有完全知识产权的转基因种子，也难以与美国等转基因大国抗衡。西方国家会以“自由经济、公平开放”为由，凭借强大的资本实力，鲸吞国内起步较晚、以跟风为主的转基因研究成果，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农业生物技术市场的垄断，更何况中国的转基因主流科学家与国外的生物技术垄断巨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堡垒最容易从内部突破。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利用转基因技术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就不能不令人担忧。转基因种子供应商的垄断性，足以威胁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粮食主权，乃至社会稳定。这个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出于国家粮食安全和粮食主权考虑，必须在现阶段严格控制国外转基因种子进入中国市场，必须接受东北大豆几乎全军覆没的惨痛教训，必须警惕那些生物技术科学家，打着解决粮食安全旗号，牟取私利并出卖国家利益的做法。一旦水稻、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沦为大豆的处境，中国主粮生产将面临十分被动的局面。